超市里，张阿姨拿着放大镜在货架前停留了很久。她想找一瓶酱油，可标签上的小字怎么也看不清。路过的年轻人想帮她拿，随口说了句“阿姨您眼睛不好，下次让家里人来买吧”。张阿姨笑着道谢，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：“我只是看不清字，又不是连选酱油都做不了。”
每年10月15日的国际盲人节，我们总说“要关注视障群体”，可很多时候，我们对“低视力人士”的理解，还停留在“他们需要被照顾”“做不了太多事”的印象里。我国1700万视障群体中，65%是低视力者，他们不是“全盲”，也不是“即将失明”，只是隔了层“毛玻璃”看世界。今天，我们想聊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认知偏见，试着用真实的故事和温暖的观察，看见低视力人群真正的需求。
偏见一：“低视力就是快瞎了，什么都做不了”
看到低视力人士用放大镜看东西，或是脸挨着屏幕工作，很多人会下意识想：“TA是不是看不见？”“这么难的事，TA肯定做不好。”这种刻板想法像一层薄纱，遮住了他们其实能发光的地方。
28岁的王笑（化名）在一家公司做信息录入员，她的视力只有0.1，电脑屏幕永远调最大亮度，鼠标旁还放着一个小小的放大镜。她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公司，把当天要处理的数据表格用软件放大，再用不同颜色标出重点，红色是待核对，蓝色是已确认。“刚开始确实慢，一条数据要反复看两三遍，怕出错。”王笑说，现在她熟练了，差错率比很多同事都低，上个月还拿了部门的“细心奖”。
像王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。据《中国低视力康复现状报告》统计，大部分低视力者只要有基础辅助，比如放大工具、合适的光线，就能完成阅读、写字、办公这些事。还有些低视力学生，用着大字版教材，坐在普通教室里上课，最后考上了大学，甚至读了研究生。他们不是“做不了”，只是“需要一点时间和适配”。
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里说，要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。如果我们总觉得低视力者“做不了事”，其实是悄悄关上了他们走向社会的门。比如找工作时，因为视力问题被直接拒绝；上学时，因为没有适配的教材和看不清文字而跟不上进度，被迫休学或只能选择特殊教育。真正的尊重，是看到他们“能做什么”，而不是盯着“不能做什么”。
偏见二：“低视力者需要时刻被照顾，是家庭的负担”
如果家里有低视力的长辈，我们会忍不住叮嘱：“多看着点，别让他摔着碰着，出门也得有人陪。”我们以为这是关心，却没发现，这种“过度惦记”，可能会让他们觉得“自己是累赘”。
丁建国（化名）今年62岁，三年前因为一场意外，视力突然降到了0.05。最开始那段时间，他连倒水都怕把杯子碰倒，吃饭要等着老伴把菜夹到碗里，晚上坐在沙发上叹息：“我现在啥也干不了，净给家里添麻烦。”后来参加了视力康复课，老师教他们用高强度色彩辨东西。盐罐贴蓝色胶带，糖罐贴红色胶带，这样不用看也能分清；还教他们用手机的语音功能读新闻、发消息。现在的他，早上能自己煮粥、热包子，下午会去小区遛弯，遇到熟人上前和他打招呼，他还能笑着聊几句。老伴说：“现在他主动要帮我择菜，还说要学用手机打视频，给远在外地的孙子讲故事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”
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4年发布的康复服务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有超69万视力残疾人接受精准康复服务，其中经过系统康复训练的群体中，72%可实现基本生活自理，45%能参与家务劳动或从事灵活就业。比如叠纸盒、做手工，多少贴补点家用。他们不想一直被照顾，更想凭着自己的手，做点能让自己觉得“有用”的事。
《残疾人保障法》里明确说，残疾人有自主生活的权利。我们总想着“替他们做”，反而会让他们失去尝试的机会。其实不用把他们护得太严实，买一个助视器，教他们用一次语音软件，哪怕只是让他们自己选一件衣服，都是在帮他们找回对生活的信心。这份信心，比任何照顾都重要。
偏见三：“只有老年人才会低视力，年轻人很少见”
一提到低视力，很多人会想到“老花眼”“老年黄斑变性”，觉得这是“老人病”。可其实，年轻人里也有不少低视力者，他们的烦恼，和老年人不太一样。
20岁的小林是一名大学生，从小学起，他的视力就比别人差，看书要凑得很近，黑板上的字也得眯着眼才能看清。“那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上台做题，因为我根本看不清黑板上的题目，只能站在那儿发呆。”小林说，他还怕同学看到他用放大镜看书，总把书挡得严严实实，生怕被当成“特殊的人”。
像小林这样的年轻低视力者，全国有200多万。而病因多与先天因素相关，例如先天性白内障、早产儿视网膜病变、遗传性眼病等。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“怎么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上学、交朋友、找工作”。之前小林的学校没有大字版教材，只能用放大镜逐字读课本，考试时要申请延长时间，成绩一直跟不上；后来学校根据政策，给他配了大字版参考书，还通过当地残联补贴买了一台电子助视器，学习效率一下子提上来了。
如果我们总觉得“年轻人眼睛好”，就会忽略他们的需求。比如学校没有适配的教材，企业招聘时因为视力问题拒绝他们。
对年轻低视力人群来说，最珍贵的不是“特殊照顾”，而是“和别人一样的机会”。能坐在普通教室里上课，能凭着能力找到工作，能和朋友一起逛街、看电影，不用因为视力问题被“另眼相看”。《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里也说，要支持视力残疾学生融入普通学校，这其实就是在给他们创造平等的机会。
偏见四：“有了视觉辅助工具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”
看到低视力者有放大镜、助视器、手机等助视设备，我们会觉得“这下没问题了”。可其实，工具只是“第一步”，真正让他们为难的，是那些没适配的环境。
低视力的张阿姨的包里总装着放大镜，可她还是不敢一个人坐公交。能看到公交车缓缓进站，却看不清车头的线路号，好几次车都开过去了，她还没确认这是不是自己要坐的那路车；过马路时，没有语音红绿灯，她只能胡乱跟着别人走，心里总怕走错；去超市买东西，货架上的标签没有大字版，她得反复问店员“这个是酱油吗”“那个多少钱”。
直到上个月，区联合公交公司做了件实事：在张阿姨常去的公交站台装了 “到站语音提示器”，只要有公交车靠近，就会清晰播报 “21路车即将进站，请前往xxx方向的乘客准备”；司机也接受了新培训，看到站台上有老人，会再探出头多喊一句 “是等21路吗？快上来吧”；路口也加了语音红绿灯，“绿灯，请通行”的提示让她心里踏实；超市还在常用商品的货架上贴了大字价签。现在张阿姨每周能自己去超市买两次菜，回来还会跟老伴说：“今天我自己选了个新牌子的酱油，味道肯定不错。”
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里说，要保障残疾人通行、获取信息的权利。如果只有工具，没有适配的环境，低视力人群还是会觉得“难”。真正的无障碍，是站台的语音提示，是司机主动询问的关怀，是路口的语音红绿灯，是超市的大字标签。稳稳拖住这些发生在日常里的高频瞬间，才能让他们真正“走出去”，平等地参与生活。
多一点理解，就是最好的尊重
国际盲人节不是要我们“可怜”视障者，而是要我们“看懂”他们——他们不是“需要被照顾的人”，而是想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过好小日子的普通人。他们不需要“特殊对待”，只需要更“适配”他们的空间，比如一个放大的标签，一句清晰的报站，一次不被拒绝的机会。
今年国际盲人节，我们可以做些小事：看到低视力人士在找东西，不用直接帮他们拿，先问问“需要我帮你读一下标签吗”；如果马路没有语音红绿灯，试着向政府提一句建议；企业招聘时，别因为“视力问题”直接拒绝，先想想“有没有基础辅助工具能让TA完成工作”。
这些小事看似不起眼，却能慢慢打破那些认知偏见，让低视力者的生活更顺畅一点。当我们不再用“偏见”定义他们，而是用“理解”接纳他们，法律赋予的平等权益，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日常，这才是国际盲人节最温暖的意义。
